许桢

执笔之际,正值八一建军节,由于今年是逢十大庆,此前已有一系列活动和仪式,纪念解放军的诞生。与此同时,从朱日和沙场点兵可见,中国建军也有新的方向;在已有的物质、人力基础上继续向前,并进一步配合中国总体发展所需。当中的关键,就在于实战二字。

解放战争主要战事完成后,打从毛时代开始,解放军的规模就拾级而下;即便几乎在建国的同时,经历了另一场大型现代化战争-抗美援朝,但解放军缩编的方向一直未变。因此,总体而言,过去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从来并未因为要维持过于庞大的国防力量,而为国库带来压力。此与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步伐较快、成效较显着,有密切的因果关係。

这也是本栏所再三强调,以中国的经济规划、基础科研及工业条件,发展任何一种战略武器,都并不甚难;问题只在于投入时间、人力与资源。然而,如何在战略上,严格控制国防开销,避免与美国等军事强权竞赛,就高度考验政府及军队领导人的智慧;也直接牵动到军事建设以外,如外交、对外贸易、投资领域的战略方向和发展步伐。

中央再三强调党指挥枪,不止是说领导核心与武装力量的从属关係;也说明一个国家的防卫策略和军备发展,只能服务于其总体对外策略和环球部署。而上述两点,具有互为因果的作用,确保本位主义、利己主义不在军中蔓延,是从思想高度抵制国防预算的恶性膨胀。在这一点上,冷战老对手无论胜负,美、苏都处理得并不完善。

美苏处理军费并不完善

苏联的问题在于低估了过度国防投资对国家总体发展的不利;而美国三军极端的本位主义,则直接影响军队建设的效费比,亦导致历任总统在处理让人头痛的军费时,每每退一步进三步。美军过度膨胀、内在利益机制又导致压缩无望,不只严重干扰了环球政经秩序,长远而言,亦因国家预算的虚耗,而损害了美国民众福祉。

所谓美军分布全球,能巩固美国政经霸权、有利推销美国军备,其实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路径依赖。可惜的是,前盟军统帅及战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所强调美国人必须警惕的军工複合体不断坐大,联同三军已然固化的政经利益,白宫想从国家利益角度,调整军队定位与投资规模,已从结构上变得不可能。军队才是铁打的营,总统不过是流水的兵。

从冷战前后,历代白宫主人,都想把昂贵的航母战斗群减至个位数;奥巴马最接近此一战略调整,而在特朗普上台前后,军中及相关业界又有恢复十一、二个,甚或更多航母战斗群的讨论。在这种军、政拉扯当中,国防预算继续高居不下,而国家领导层的政策调整空间,仍然受到制约。

换言之,美军的旧思维、旧定位,已倒过来局限了华府的战略转型。在国家发展层面,军队的本位性质超过了工具作用,削弱了战略弹性,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接受的危险。对于安全环境複杂、军备军力相较周边军队尚无压倒性优势的中国来说,避免美、苏教训更属必要。

震慑型军队转为实战型

因此,所谓「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其实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人们也可从国际建军史的视野和框架,去理解「党指挥枪」在管理学、战略学上的深层意义。踏入21世纪以来,国际政经、安全环境变化快,中国国力发展也较快,军队要适应,能够抵抗本位主义、利己主义是关键的前提。如今,在执政党的全面指引和调度下,解放军又迎来新一波的改革。

在国家战略层面上,中国仍然奉行积极防御、建设攻防兼备的军队,战略武器的使用、发展、装备原则亦不变。从1990年代中至今,在装备上、战训体系上经历了整整20年现代化的解放军,正从和平时期的震慑型军队,转向面对数码时代局部战争的实战型军队。

此前的军改,即中央机关改革、七大军区向五大战区转型,就是此一思维的体现。在军营而非长安大街,穿战训服而非正装,乘坐越野车而非大红旗阅兵;受检阅官兵亦以作战部队为主体,去除仪式化,无一不代表从现代化震慑型军队到实战型的转化。

未来解放军军备固然会持续更新,军人的面貌也会与时并进。然则,管治本体对军队如臂使指并不会变,军队利益全面服从于国家利益的宗旨不变。而随国家领导层对于新安全态势形成新回应,解放军面对各战略方向的实战能力,亦将面对更深刻的考验。只有紧随国家利益而转型的军队,才是人民的军队。